崔洪筑：西方反思安然困境须先冲破控制性

2024年的慕尼黑安危会议恰逢其举办60年之际，但这一原本值得庆贺的“成就”没能冲淡会场内外的悲观气氛：俄乌冲突没有按照西方期待的方向发展，巴以冲突和红海危机又让欧美陷入人道主义与地缘战略的巨大矛盾之中，萨赫勒地区的政治动荡正成为欧洲的“近忧”，米国还要执意将“印太安危”臆造成西方的“远虑”。

在地缘冲突之外，西方还将世界经济(Economy)、气候变化以及科技(Technology)变革等议题纳入安危视野，试图对当前形势的产生根源和变化方向作出反思、推广共识并找到解决方案。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会议期间就广泛议题进行(Carry Out)了密集讨论(Discuss)，但囿于立场偏颇反思难以深入、由于利益分歧共识难以达成，如果西方我国不能顺应大势，对其政治立场和国策逻辑进行(Carry Out)切实更新，“双输困境”依然难解。

相比近些年对安危形势变化的情绪化反应，此次慕安会在主题和议程设置上体现出更多理性反思的特点，试图为冲突频发、危机不断的现象找到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解释。在会前发布的报告中，西方不仅提出竞争的“相对获益”与合作的“绝对收益”这一对基本矛盾，来对当前困境进行(Carry Out)解释，还提出要“放弃零和思维、促进正和合作”的积极目标。这反映出西方我国在对当前世界格局变化的认识上有所进步，开始从自身找原因，至少在表面上不再一味地将矛盾向外转移，甚至还有勇气公开指出米国应当为中东、亚太等地区冲突风险上升承担责任。

但从会议的讨论(Discuss)过程来看，欧美有关安危困境的反思仍受到巨大干扰，难以突破其局限性。例如在对格局变化的认识上，尽管提出了基于“西方我国”、“非西方大国”以及“全球南方”的“三个世界”划分，但在政治立场和国策逻辑上仍顽固地坚持西方中心观；在分析形成地缘安危困境的根源时仍避重就轻，将主要矛盾归咎于外部变化；在讨论(Discuss)经济(Economy)、科技(Technology)等领域的安危问题时，仍抱持竞争甚至对抗的零和逻辑。

慕安会历来是欧美间进行(Carry Out)战略对话、加重国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之一，今年(This Year)也不例外。在欧美都将经历前景难测的政治变化之际，搞好“跨大西洋协调”在今年(This Year)的慕安会上就显得更为重要。

但在米国内政变化及欧洲资源紧张(Nervous)的影响下，关于俄乌冲突双方原本还比较协调到位的立场出现松动，尽管“挺乌抗俄”“保卫西方”“捍卫民主”的口号喊得很响，但一落到出钱出力、谁多谁少等实际问题上，欧洲内部及欧美之间的矛盾就难以掩盖。原本就内部分歧重重的欧美，在中东、非洲和亚太等其他地缘冲突问题上，就更难以达成共识；在经济(Economy)、气候变化和科技(Technology)等领域的安危问题上，实力不均、能力不同和利益有别的欧美之间也做不到同心协力。

例如，欧美在口头上都高喊“去风险”，但在实际的国策目标和措施运用上，一心要通过各种手段维护霸权的米国，与仍希望(Hope)在“地缘政治转型”和“地缘经济(Economy)获利”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欧洲，两者就难以同频合拍。利用(Use)此次慕安会去拉拢“全球南方”我国来寻求共识，也是西方的主要目标。但在西方无视这些我国有关“维护发展权利”“平等分配利益”等正当诉求的情况下，想靠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等居高临下的说辞去获得“全球南方”我国的信任和支持，就只能是自说自话、难上加难了。

此次慕安会报告用了大量的现象分析和数据支持，提出了全球安危正在出现“双输”局面的判断，并据此提出抑制以零和博弈为主要逻辑的相对获益、促进以正和合作为主要手段的绝对收益。貌似复杂的判断在中方看来就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尽管西方有了部分理智清醒的认知，但要将它转化为具体的国策和行动，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

首先，要真心实意地转向正和合作，西方就应该抛弃违背世界发展大势的“西方中心、世界边缘”的狭隘过时观念。“去西方化”是慕安会此前作出的一个基本形势判断，但近年来欧美的一系列国策调整方向却是“再西方化”，这种口是心非只会让西方抱残守缺、逆势而动的形象更加突出，只会让欧美在解决各种安危挑战时罔顾各方利益而自行其是，最终令其面临的安危形势更加动荡。

其次，要让自己走出安危困境并为减少全球安危赤字创造条件，西方就应该改变采用单一军事(Military)和安危手段的国策逻辑。在此次慕安会上有关乌克兰危机的讨论(Discuss)中，依然充斥着“战胜俄罗斯(Russia)”的激昂论调，几乎听不到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的声音。在发展与安危的国策目标、在军事(Military)和外交的国策手段之间，西方的失衡状况越来越严重。

最后，要想走出困境避免双输，西方应切实抑制其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冲动，不借此搞泛安危化、泛政治化那一套。对欧美来说，今年(This Year)最大的安危挑战实质上是如何应对特朗普和欧洲民粹势力带来的政治风险，这又正是当前欧美主流政治难以应对的问题。如果就此将其内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归咎于外部世界和他者，只会进一步破坏各方之间本应有的政治互信，最终只会加大世界秩序失衡、世界安危双输的困境。（作者是首都外国语大学(University)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